伏羲文化
汉人风格《伏羲女娲图》。
近日，记者到新疆博物馆采访该馆馆长、副研究员侯世新。交谈中，她无意中提到了1960年从吐鲁番市境内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唐代绢画《伏羲女娲图》，并为记者展示了两幅非常漂亮的《伏羲女娲图》。
两种风格的伏羲女娲
伏羲女娲是中国传统的神话人物，但记者眼前的这两幅《伏羲女娲图》，除了画面结构和内容一样，伏羲女娲的相貌、发型和服装的风格却不同。
这两幅画，一幅是汉人风格的。画面上，伏羲在右，手持矩。女娲在左，手持规。伏羲女娲上身相拥，以红彩勾勒或涂绘的衣服，衣袖飞扬。下身蛇尾相交，尾部粗长向内弯钩，蛇的尾巴用红、黑线勾边。伏羲女娲的头顶，用红墨线勾绘着日月星辰，象征着整个天体在宇宙中的不断运行。“从他们的袖子、衣裙和发型看，是汉人。”侯世新指着这幅画对记者说。
而另一幅画里的伏羲女娲，则是高鼻深眼窝，穿着敞领袍子般的胡服。特别是伏羲还留着络缌胡子，头上戴着胡帽，女娲梳着高盘发髻，描眉抹红，周围的星星如砂石一样不规则地散布在整个画面上。“显然，这幅画带着胡人文化特征。”侯世新说。
虽说两幅画风格不同，但其画法古朴稚拙、线条流畅、劲拔洒落、技艺高超，含着一股中原文化的浩荡之气。但两种不同风格，又很快让记者感觉到，它们可能是汉人和胡人各自画上去的。透过它们，记者看到了古代汉人和胡人对伏羲女娲神话这种中华文化的认同。
有多少伏羲女娲图胡人对中华文化认同
那么，阿斯塔那古墓群一共出土了多少幅伏羲女娲绢画或麻布画？是不是风格都不同？侯世新告诉记者，阿斯塔那古墓群是西晋至唐代时期高昌都城居民的公共墓地，从19世纪初到现在，从那里发掘出土了20多幅绢质和麻布的《伏羲女娲图》。现在，新疆博物馆收藏了近10幅，其它收藏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博物馆、湖南博物馆，还有一些国外博物馆，比如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目前就收藏了两幅。这些出土的《伏羲女娲图》，大部分都是汉人风格的，胡人风格的少些。
说起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两幅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有些惭愧，他感到自己关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伏羲女娲图》很晚。他在自己写的《探寻历史文化传承的踪迹与规律》一文中这样回忆道：“1995年初我访问该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看到展厅墙上悬挂着两幅伏羲女娲彩画，标明出自我国吐鲁番古墓葬，系公元7世纪后期作品。两幅伏羲女娲画的尺幅都不小，一幅为麻本彩色，另一幅为绢本彩色。两幅画均保存完好、色彩鲜亮。同时展示的还有高昌、龟兹石窟的壁画残片及敦煌的幡画等。在域外看到流失的国宝，心情自然复杂。”
回国后，柴剑虹将这两幅画和吐鲁番出土的其它《伏羲女娲图》比较，发现其中的不同是那幅绢质的画中，伏羲女娲蛇尾交缠了7圈，比其它画中的都长。另一幅麻质的画中，伏羲女娲所穿的是汉人和胡人混合型的服装，且伏羲右手捏着一个墨斗，从女娲右肩自然垂到腋下，而女娲左手也搭在伏羲左肩上，很有生活情趣。
追寻伏羲女娲的起源
为什么伏羲女娲这对中国古老的神话人物形象会出现在古老的西域，也就是今天的吐鲁番？而且风格不同？随着记者采访的不断深入，发现要搞清这个问题，还得从头说起。
记者了解到，关于伏羲女娲的传说，说法不一，考古学家一直在梳理当中。但大部分传说，都指向生命的繁衍。记者在有关专家的建议下，在《山海经》里找到了这样的答案：“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说的是华胥国的一位姑娘，在雷泽游玩的时候，由于好奇，踩了一个巨大的脚印，因而受孕，在农历三月十八，生下伏羲。雷泽的脚印正是书中所写的雷神所留下的，所以伏羲遗传了父亲的“龙身”，后期流传中，演化为“蛇身”。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西关伏羲路有个伏羲庙，也是中国国内唯一有伏羲塑像的伏羲庙，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年3月，记者也有幸到那里进行了参观。在宏阔幽深的庙院里，记者一一欣赏了伏羲庙的牌坊、大门、仪门、先天殿、太极殿等庄严雄伟的庙院建筑，又读了1942年闻一多先生发表的《伏羲考》一文中对伏羲文化的研究考证。文中认为，伏羲生于成纪（现甘肃省天水市），死于宛丘（现河南淮阳），所处时代大约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大约在6500年前，伏羲与自己的部族从黄河东下，定居在宛丘，沿途整合多个部落。据了解，现代人对伏羲和女娲的研究，正是始于这个思路。
记者还了解到，这些年，河南、山西、四川、陕西等全国各地都相继出土了不少汉唐时期的伏羲女娲图像。图像中，伏羲和女娲被描绘成人体蛇躯、蛇尾，如双螺旋状交织一起，他们或双手捧着太阳和月亮，或手中分别执着规和矩，有的画下体的“蛇尾”也会画成“龙尾”。不过，那些图像大都是刻在壁画、画像石、砖上，少有画在麻布或绢画上。
为什么把伏羲和女娲形象，描绘成人面蛇身？还织成双螺旋状？究竟代表了什么寓意？新疆博物馆研究员王博老师认为，这个形态代表了古人的生殖偶像崇拜，由生殖器官崇拜演变而来。尤其是蛇尾螺旋相交的圈数从3到多圈不等，也许代表了繁衍生殖的能力。
成为一种文化认同
“称伏羲女娲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柴剑虹研究了诸多伏羲女娲形象后认为。他在《探寻历史文化传承的踪迹与规律》中写道：“汉画像石、画像砖中大量的伏羲女娲形象，尽管在表现风格上有地域（四川、河南、山东、江苏等）的差异，其源头仍应是楚地的文化。”柴剑虹对唐朝西州墓葬中的伏羲女娲图像作进一步的源流与比较研究后认为，楚、秦、齐国时，三国争霸主角，时和时战、若即若离，楚风、秦音、齐俗不断交融，应当是绘画题材起了很大作用。到了唐朝，人们开始慢慢地普遍流行祭祀伏羲女娲，并成为一种文化认同。
当时位于吐鲁番地区的高昌国，曾是一个以汉人为主的国度，为了躲避战乱，一批又一批甘肃、陕西等地的中原汉人，背井离乡，来到这里生活。高昌国灭亡后，唐朝在高昌设置了西州。这些汉人的日子虽过得还好，但是西域地区各种族群之间的相互争斗、侵扰，社会生活仍潜伏危机，他们常常缺少一种安全感。这时候，他们就特别期望得到故乡母体文化的荫庇，企盼魂归故里，企盼在伏羲女祸身上得到精神寄托。
了解了这段历史，再来看《伏羲女祸图》，很多专家不好明确下结论，当时，伏羲女祸只属于汉人的精神寄托？或者说，那上面的胡人形象，是突厥、匈奴或哪个族群？但从画中那气韵生动、与死者相伴千年的神秘艺术和鲜明的风格中，他们可以肯定的是，唐代时期，以汉人为主体的高昌国，汉文化已深深影响了当地一起共同生活的其他族群，渐渐地，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西域各族群的认同，并成为他们的精神信仰。
“从这些伏羲女娲画像自楚地、中原到吐鲁番地区的流变，似乎可以理出一条楚风影响汉地、唐韵融合胡风的清晰脉络。”最后，柴剑虹在他的《探寻历史文化传承的踪迹与规律》一文中总结道：“伏羲女娲画正是西域多族群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精神向往，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生动例证。”
责任编辑：刘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