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访谈
裴国栋 男，汉族，出生于1950年7月17日(农历6月初3日)。甘肃省清水县贾川乡裴家庄人。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先后任天水地委报道组记者、清水县委报道组组长、天水地区劳改支队办公室主任、天水市司法局办公室主任、天水市法学会秘书长、天水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中共天水市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等职。2010年按副地级干部待遇退休。在国家级、省级报刊杂志上发表过近千篇文稿；起草撰写过大量的公文类文章。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做出突出的献，多次受中央和省市有关部冂的表彰奖励。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曾给予嘉奖。
作者故居— 清水县贾川乡裴家庄。
作者工作过的地方—天水市人民政府
社领导少华（左一）与作者裴国栋（右一）亲切交谈
协会副主席顾亚东（左一）社领导少华（中）与作者裴国栋（右一）合影留念
前 言
《岁月沉思》是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主线，真实地记录了记事以来近六十年我的家族和家庭生活及个人方面的实况。从家庭变迁、个人成长过程和事业奋斗中折射出所处的时代、生活环境、风土人情和社会发展变化过程及自己人生的成败得失。《岁月沉思》用真实的史料，把人生的经历呈现出来，表现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和道路的血肉关系。它实际也是我人生的感悟，也是历史的见证、时代的记录，用艰辛的汗水和忠诚铸成的奋斗之歌！
时光悠悠，倾尽繁华。我从内心深处突然浮起一个荒唐的念头，如果生命可以再来，我选择谁都不曾遇见，一生平静，而又安然的走完，去享受那落日余晖的惬意，可惜，这些都是自己心中的一种假设，已永远无法替代那些已存在的事实，和那段伤感的回忆！
深感在短暂的一生中，走过风、走过雨；经历失败、体会成功；品尝过痛苦、共享过欢乐；走过泥泞、踏过坎坷、经历过挫折、历经万苦千辛，幸运的才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阳光小路；不幸的甚至没有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小路，坎坷、挫折陪伴着一生。募然回首，灯火阑珊处，闪耀着自己走过的轨迹，晒下了自己的斑斑汗水……
往事历历在目，心绪不堪回首，每当我闭上眼睛沉思，那故乡的炊烟、童年的月夜、父母亲的教诲，还有身后留下的串串人生足迹，以及那山间不知名花草发出的淡淡清香和村前东流小河潺潺的水声……犹如一幕幕古老电影镜头似的在脑海反复显现，仿佛把我带到了已然逝去却永不会磨灭的远方。
我走过的六十多个春夏秋冬，有磨难、有忧伤、有无奈、有期盼、也有欢笑。过去的许多事情都已淡忘，但有些仍历历在目，件件在心，永远挥之不去。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幼年经历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忍饥挨饿；上学期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停课闹革命的浪潮中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和“长征大串联”；退学回乡以后在生产队当社员，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战斗在改天換地的行列；在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浪潮中当上了村上的民办教师，后来又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学习；参加工作先后在新闻单位、政法部门工作，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回想起来这些历历在目，件件在新，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
在闲暇之余，和同事聊天，与家人交谈，就会谈及幼年时的家庭磨难；学生时代的学习生活；父母﹑兄弟姐妹的生离死别；参加工作后岗位的变迁。这些亲身经历的往事，恍如昨日。故此在同事和家人的鼓励催促下，我坐在电脑桌前，生疏地敲起了电脑键盘，学习打字与往事回忆同步而行。那早已逝去的岁月在我心中引起了沉思，使我沉寂的心中掀起层层波浪，它时而使我兴奋，时而令我忧伤。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珍惜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人生在世，与父母、妻子、儿女、同事和朋友之间相处实际都是一种缘分。坦诚地说，不论是在家庭、在单位还是朋友之间。我始终怀着一颗诚挚的心，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宁肯人负我，我绝不负人”这是我作人的准则。我习惯于換位思考，经常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在我的一生中付出与缘分紧密相系，与任何人没有大的过结。我问心无愧，尽管太多的辛酸融进了昨日的犁铧；尽管难以抹去的忧伤充斥着我的心灵；尽管大半生的精力挥洒在征途上；尽管痴笑我傻的声音挥之不去……但我做人的唯一指南是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感到慰藉的是自己的正直与诚实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对父母敬孝不够。母亲在我参加工作不久离开了人世，没有享一天清福。父亲独居乡下，孤苦伶仃，去世在劳作的田野。弟兄之间有时也磕磕碰碰，悔之晚也。这些痛楚我始终无法摆脱，像一只无形的手一样时常触痛我的内心。
回忆走过的路，我深深地感谢曾经帮助、培养、教育我的领导和同仁，使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在政府衙门有了一席之地；感谢所有关心过我的亲人、同事、朋友，帮我渡过工作和家庭的道道难关；感谢九泉之下的父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感谢我的姐姐和兄长，是他们起早贪黑挣工分供我上学；感谢我的家人与我风雨同舟，共患于难，共同支撑了这个家庭！
我没有著书立传之意，也没有让人评功摆好之念，只是想把自己的经历述说给后代，让他们不要忘记在人生道路上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好人之恩。让他们记住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开拓事业，成就美好的未来，让他们从我人生成败得失中记取教训，走好自己的路。
文章是现在写成的，而所讲述的许多事情，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廿一世纪初的陈年旧事。当年所亲身经历过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有的也将是古稀之年。这其中的许多事件是对是错，历史大多已有定论。暂无定论的我也不多加评论，只好由后人去评说罢了。
作者：裴国栋
大型系列报道之十五：我婚姻家庭的故事
我们夫妻生活，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四十八年来，我们生活中有甜蜜和幸福﹑有包容和宽宏，而更多的是纠结和心酸。
我的婚姻和我们那个年代农村出生的大多数人一样，存在着封建社会包办卖婚姻、先结婚后恋爱等过程。有所不同的是我既是包办卖买婚姻，而且也是 “娃娃亲” 。在我小时侯，在我们那里农村，婚姻完全是由父母包办作主，男婚女嫁根本由不得自己，而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终身。有的男女从定婚到结婚连一面也没有见过，甚至出现“指腹为婚”或者“換婚”这样的陋习。如若谁家的孩子自己谈婚论嫁，必将落下伤风败俗的骂名。我的婚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所定的“娃娃亲。”
订婚那时，我过继给五叔，在四岁那年由五叔作主所定。后来我回到了亲生父母处，这门亲事就仍然延续了下来。现在回想起来给三、四岁的孩子订婚十分可笑，可那时还比较普遍，真是见惯不怪。听说当时岳父患病，为给岳父筹钱治病，经给岳父看病的一位姓蒋的医生牵线说媒，以一百五十元人民币﹑四对土大布﹑半斗玉米的彩礼定下了我们的终身。妻子王海玉，比我大一岁。当时，我们什么也不懂，完全由父母说了算。定婚那天，由于我是父母亲老生胎还没断奶，是依偎在母亲怀里吃过奶后，坐在父亲的肩头到她家的。
我家裴家庄在山脚下，岳父家住在山梁上叫杨马屲这个村庄。从我家到岳父家有十里左右的山路。裴家庄村后是一座高大的山梁，当地人把这个山梁取名叫大嘴上。大嘴上这个山梁绵延百里之长，两侧村庄星罗棋布。最大的村庄叫杨马屲，杨马屲不是一个村庄，而是马家嘴、崖湾里、简子里、杨家屲四个自然村组成。这四个自然村是村与村相接，户与户相连。所以，取名杨马屲就用了杨家屲、马家嘴两个最大自然村的杨马二字称杨马屲。还有一个原因是这四个自然村的人绝大部分人姓杨和姓马，所以按照以姓取村名的惯例叫杨马屲。在这杨马屲的简子自然村有户姓王的人家，这户人家就是岳父家。这杨马屲姓王的人家就这么一户，独家独户，听说是从外地搬迁到这里。岳父家住在一孔破旧窑洞中，窑洞收拾得干净整洁。窑洞正上方摆放着一张方桌，桌子上摆放着香炉﹑蜡筒等物品。窑洞的左侧开挖着七﹑八平方大小的偏窑，偏窑内盘着火炕用于住人。
我们去的那天看见炕沿边上有一个用红土泥成的茶炉，岳母烟熏火燎的在炉子上给岳父熬中药，窑洞内烟熏火燎，裹满乌烟，药味也很浓。我们走进那孔窑洞，看见岳父病卧床上，被病痛折磨得奄奄一息，不止地连连声吟和咳嗽。岳母跑出跑进非常忙。她一会儿给岳父熬药、端汤侍侯病人，又一会儿煨茶、做饭招待我们。岳母在不断哀叹者，时而擦去脸上的泪花。
我们俩不懂得他们在做什么，好奇的在院子跑出跑进，玩“捉迷藏”游戏和打闹嬉耍。记得晚上来了许多人，在那个窑洞吃饭、喝酒，争争吵吵到半夜。后来才知道是给我们定婚喝喜酒和商定彩礼。在吃饭时，岳母把一个盛着面条的木质小碗摆放在炕沿边，叫我站在地上吃饭。我吃饭时病卧床上的岳父一直用目盯着我，玩耍饿了的我狼吞虎咽连吃三小碗，岳父忽然把手伸过来摸着我的头说:“这娃好吃手，将来肯定是个好样的！”这是岳父第一次给我说话，也是他最后一次给我说的话。当天晚上午夜我们才返回家中。
在那个年代，就是用这种形式按照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教定下终身。“娃娃亲”是封建社会的一个怪胎。现在，在当今社会没有市场了，可那时不知葬送了多少年轻人的幸福。
订情后，就按议定的数把彩礼送了过来。用彩礼钱给岳父治病，但也没有救下他的命。1956年10月14日 (农历丙申年九月十一)岳父与世长辞，年仅三十三岁。岳父病故的噩耗传来后，父亲带上我前去吊唁。当时的情景唯一头脑中有印像的是岳母在殡埋岳父敛棺时，双手紧紧抓住棺板的边沿不让盖棺，哭喊着要和岳父一同去赴黄泉路……后来，岳母晕厥，人们把她抬走。这惨不忍睹的情景始终刻印在我的脑海深处挥之不去……
1969年12月“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我们结了婚。我们在生产队的劳动工地，唱着红色革命歌曲，背诵着毛主席语录走上了婚姻的殿堂。那时新郎﹑新娘结婚不请客﹑不摆婚宴酒席。农村社员在劳动工地唱唱革命歌曲，向伟大领袖宣誓就成为合法夫妻。城市职工，在车间﹑饭厅或会议室跳“忠”字舞，唱唱革命歌曲，条件好的散散喜糖，热闹热闹也就成为名正言顺的夫妻。这种婚礼形式虽则过于简单草率，但与现在的大操大办，图排场，讲阔气相比倒节省了许多。结婚的那年我已是民办教师，父亲给生产队看水磨坊，家里情况比较好，每年大小都养过年猪。母亲看到我的婚事过于简单草率，口里唸叨:“娃的婚事是一辈子的大事，怎么能这样简单草率呢?那天晚上，我们在家里偷偷地举行了拜堂、上头等乡随议式，并简单地招待了亲房邻居，为我们庆贺。妻子那天吃饭时发现有大肉，在新婚的当天晚上问我:“你们家是否把过年猪杀了?”我说:“我们家的过年猪还在圈里养着呢!这肉是我们从集市上买回的。”这是我和妻子的第一次对话。
在我们结婚时，兄长和嫂嫂早已与父母分家另过日子，家里只有父母亲和我三口。我当时在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兄长1966年结婚后婆媳关系不睦，经常家里吵吵闹闹，后来分家，兄长另起锅灶另生活。父母亲唯一把养老寄托在我和妻子身上。母亲多次劝告我说：“海玉这个娃自幼吃了不少的苦，你要很好对待，受过罪的孩子不失大谱，我们和和睦睦过好日子，我和你父亲百年以后脸上掩把土就靠你们了。”的确，妻子早年丧父，母亲改嫁，在娘家吃了不少苦。我也觉得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困难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肯定通情达理，会知热知冷，孝敬父母过日子。所以我就非常尊重和爱护妻子。她有过失我也包容，不会计较。
在六、七十年代，我们那里农村特别流行儿女结婚用红色木箱作陪嫁品。一般由女方娘家陪嫁，如女方娘家确有困难由男方家置办。在兄长结婚时，父亲从天水城买回一对红色木质箱，一个给了嫂嫂，另一个留给我结婚时用。在我结婚时，父母亲又觉得只有一个，无论如何要再添置一个就成双成对。那时这种木箱要去城购卖。
结婚前夕，父母亲让我出粜口粮再买回一个。我从老家裴家庄担了六十多斤粮食担子，翻山越岭去天水县城(今麦积区)出粜，然后再去天水城购买木箱。记得那天天气非常冷，顺河风从山沟刮出象刀子一样，地面冻得象铁板一样硬，山巅尚未溶化的积雪好象给大山戴了顶白帽子。鸡一张口，我就挑着沉重的担子，迎着凛凛寒风上了路。从裴家庄到天水县城五十里山路，翻越一座大山梁。在那样寒冷的天气沉重的担子压得脊梁骨直冒冷汗，冷汗湿透所穿的破棉袄。歇息下来湿透的棉袄又变得象冰块一样贴在身上难受极了。早上九时左右到粮食销售市场。那时的自由市场实际很不自由，有专人管理，工商部门明码标价粮食在限价内销售，交易成功在过称处统一过称后才付款。不象现在的自由市场那样缺斤短两、哄抬物价没人问，而是管理非常严格。粮食出粜后我又急急忙忙趁乘车去天水市购买木箱。当时从市上至天水县城只有 “1”路公交车线路。买木箱天水城猪羊市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可能过去是销售猪、羊的市场。从那时这里就没有猪羊的交易，但仍很热闹繁华。有铁匠打铁卖铁制品的、有木工师傅做木活卖木质家俱的、还有典当部及各种小商小贩等等。后来随着城市的拆迁改造，猪羊市已没有任何痕迹。我左挑右拣挑了一个大红颜色上面有林彪“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题词字样的木箱。背上木箱又急急忙乘“1”路公交车去天水县城，以便徒步翻山回家。那时公交车不像现在是无人售票车，每趟车上都有售票员，我上车购买车票时才发现剩余的钱被小偷偷得一光二净。我身无分文，天寒地冻的乘不了车，吃不了饭，住不店，真是欲哭无泪。
在无力寻求帮助的情况下，只好迎着寒风，忍着饿肚饥肠，踩着冰雪徒步往家里走。从天水城到裴家庄家要一百一十多华里山路，在冰天雪地的隆冬是何等的艰辛啊。下午五点多钟迈开艰难步伐，挺着疲惫不堪的身子上了返程的路。越走天色越暗，到二十里铺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那时的二十里铺不象现在是万家灯火，而是偶尔农家昏暗的灯光像“鬼火”似的眨着眼睛。越走夜越深，越走越觉得疲惫，越走也越怕，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我踩在冰雪上发出的咔嚓…咔嚓…咔嚓…的响声。我定了定神，觉得再也不能这样走下去，必须找到人家才是。我朝着一处微弱光的亮点，高一脚低一脚地摸去。近前一看，原来是生产队饲养牲畜的饲养场所。我喜出望外，不管饲养人员同意不同意夺门而进。我这突如其來的出现，惊动饲养牲畜的俩名老大爷。我一五一十的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这俩位老大爷也非常同情，让我上炕暖和暖和，还叫我脱掉冻硬了的棉裤和鞋袜，压在了炕蓆下，暖干后好明天上路再穿。其中一位老大爷还给我块包谷面馍让我充饥。我非常感谢这俩位老大爷，要不是他们收留不知道那天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第二天天麻麻亮我又背上木箱往家里赶，下午四点左石才到家中。母亲安慰说：“把媳妇引进门好好过日子，娃吃点苦没啥。”掂量掂量母亲的这些话，再想想为父母敬的孝，使我无地自容，羞愧难当。就这样，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兄长结婚给嫂嫂一个木箱，而我结婚时是两个木箱。嫂嫂和父母发生纠葛时，也往往提及木箱的事，质问两个儿结婚怎么不一样对待？可怜的母亲无言以答。
结婚后，父母亲一直偏爱着我们夫妻俩。不论是妯娌之间，还是弟兄之间发生纠纷，父母亲总是偏向我们。妻子在生产队劳动受了委屈，母亲总是以长辈的身份去和生产队干部论理，说长短。
听海玉妻讲，她小时侯受了不少罪。虽然母亲和继父都很关心，但在那个饿死人的年代要靠一家人的艰苦拼搏。特别是1962年以后，国家放宽了政策，划分了自留地，允许农民小片开荒，在岳父的带领下，她和同父异母的姐姐马招花成天挖荒地，担运肥料，干着大人干的活。在她十八岁上下时，岳母多次来我家给父母说：“女儿娃以后要生养孩子，以免累坏身子，你们尽快娶过门为好啊！”在那个物资相当乏匮又连年饥荒的年代，即使亲生父母双全的孩子也少不了吃康咽菜，忍饥挨饿。她自幼没有进过学校门，在那个年代还有超负荷的劳动强度，小小年纪累弯了腰，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确实受了不少的罪。
妻子结婚进了我家门后，虽然有父母的呵护和我的关照，但仍没有享多少清福。母亲在世时，因家里有两个女的，生产队安排母亲在村子就近干活以便给家做饭，而她是“双膀子” ，成天爬山钻沟，安排在远离村庄的地方披星带月干活。由于我在外工作，我们夫妻长期分居，本应该由男人做的事，而我家完全靠她承担。生产队地里分了粮食和柴草，其他农户是由男人背运，而我家完全靠她。在生产队作业时，她并没有因为我是国家干部而享清福，出的力﹑流的汗并不比其他女社员少。我记得她在大队农田基建队做过饭，天不亮在河里挑水，做熟后担上六七十斤的担子，爬十多里的山路送到工地上去。包产到户以后，她的劳动强度比过去更重，因为我在外，几亩责任田的经营也要靠她。
妻子进城以后为减轻我的经济负担，她克服没文化不识字的困难，不辞辛劳的在餐厅帮灶﹑当清洁工扫马路。在当清洁工的那时，每天早上凌晨四点钟左右就起了床，拿上扫帚、推上垃圾车奔走在天水的大街小巷。环卫处给环卫工人划段包干，她承包了天水城区最繁花的市政府门口五百米左右的人行道。为了减轻体弱多病的妻子的劳动强度，我深夜拿着大扫帚偷偷地帮她清扫人行道卫生，捡拾垃圾。有天晚上我拿着大扫扫马路，被单位一名干部发现。我晚上清扫马路的消息迅速在机关传开。有些人热嘲冷讽地说:“老裴白天是县级领导干部，晚上是捡拾垃圾的清洁工。”这些，我都全然没有理会，还是一如继往的每天晚上帮妻子清扫马路。
1991年，在父亲去世的那年冬天，我突染疾患，肚涨如鼓，疼痛难忍。在当地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天水市中医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133医院住院治疗均不见好转。无奈，家里丢下艳丽和小斐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妻子陪我去西安检查治疗。先后在西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陕西医科大学﹑陕西中医研究院检查，被陕西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误诊为横结肠癌。医院的误诊给我和妻子思想上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记得刚查出横结肠癌这个病的那天早上，一个姓唐的主治医生背着我给妻子谈话，拟定手术治疗，他让妻子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我知道后立即赶到医生办公室，只见她泪流满面，失声痛哭。我急忙上前阻止大夫，让大夫直接告诉我，不要难为她。我说：“大夫，不要给她增加那么大的负担，不就是怀疑我患横结肠癌吗?我不怕，有病治就行了！”实际我患横结肠癌这个检查结果，早上在门诊镜检室门口我已发现，思想上已有了准备。我的一番话也打动了大夫的心。唐大夫说：“你是个爽快人，就这么回事，你也是个坚强人，要好好配合治疗，我们会对你负责的！”回到病房后，我们夫妇抱头大哭，真感到生离死别已在眼前。记得非常清楚的是妻子泣不成声的对我说：“你要好好再活几年，不能丢下我和孩子不管啊！”那个悲惨场景，使同病房的病友都摸起了眼泪。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真正查出这个病就立即返回天水，在不要难心妻子的情况下结束我的生命。第二天，我去西安西京医院、陕西医科大学等大医院复查。经这两家医院复查，陕西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误诊。这个误诊险些要了我们夫妇的命。我在西安住院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她一个没有出过远门的农村妇女，又不识字，在陌生的西安城里为给我治病求人寻医办事的难度可想而知。回到天水已是腊月廿三日，接近年关，俩个孩子在家也吃尽了苦头。我这次患病将近一年没有上班，在家休养治病。她始终不离我的身边，吃穿费用她操尽了心，侍候的百般周到。
我从政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她没有给我添过一点麻烦。家里只有我一人工作，经济上一直比较紧，但她从来不多拿别人一分钱。有一次有个同事托我办事，往家里送了一桶油和一些现金。她不但没有要钱，而且连油也让提走了。同事都认为老伴脸太硬，不敢往家里送东西。我们结婚四十多年来，靠我们夫妻俩的双手经营和建设这个家庭。虽然给孩子没安排舒适的工作，也没留下宽敞的住宅和贵重物品。但也过得非常平稳。可以说“吃草根淡中有味，守王法梦中无惊。”我随着职务的升迁，迎来送往的多了，招待宴请的多了，公事应酬多了，回家吃饭少了，随之和她相聚也少了。大多数时间她自己照顾自己，缺少丈夫应有的陪伴。想到这些我也非常内疚。
妻子王海玉十九岁进了我家，为我生儿育女，供老养小，辛勤了一生。由于她没有文化，找工作难。加之我认为我有责任、有能力保证她的生活供养问题。所以，我对她的工作﹑养老等问题重视不够。这样，她就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去做。给她思想上产生了较大的自卑感。她总认为自己不挣钱，只花钱。对人常说︰“我不挣钱，只花钱，拖了人家掌柜的一辈子。”她平时花钱狠不得一分钱掰开两半用。在我从政时期，为她找工作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干不了轻巧的活可以干笨重的活。不论她挣钱多少，可以体现出她自身的价值，免得终身自卑。我看到一些像我这样家属没有工作的干部，拖人走关系把妻子挂在一些企业单位，购买了养老保险。而我总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国家政策。所以，也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张口。总认为自已发工资挣钱，能养活住家人。所以，对解决老伴的养老问题始终没有重视。2010年国家实行养老保险普查时，她年已六十二岁，属于社会养老超龄人员，又属无单位的的社会闲散人员，补缴历年养老保险费的问题也无法落实。所以，正常的社会养老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只享受了六十岁以上城镇居民政策性养老补贴每月五十五元的待遇。人的生老病死不可能以人的意志而转移，要是我“走” 在她的前边，她的养老问题令人担忧。当然，还有子女的责任和义务，也不可能存在老无所养的的问题。但无论怎么说，她的社会养老保险的问题始终是我心头一大憾事。
由于长年的繁重体力劳动和风吹雨霖，她累坏了身子。骨关节风湿严重﹑腰腿疼痛难忍。她曾做过三次破腹手术大伤了元气。因患盆腔肿瘤，于1985年8月住进天水地区人民医院（后改为天水市人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2012年12月患胆结石病，在天水市中医医院又做了胆结石切除手术。2013年5月，因患急性肠梗阻在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住院治疗，手术后再次粘连，形成了二次梗阻，险些要了她的命。她住院近两个月时间，艳丽和小斐俩个孩子精心护理，吃了不少苦头。艳丽女儿从云南专程赶来，小斐孩子近两个月没上班日夜陪伴着她。
海玉妻膝关节疼痛的病已伴随她多年，经常服用药物，天水城里的大大小小医院都基本检查治疗过。从电视广告上发现的药物我从互联网上购买服用，在骨科专科医院也住院治疗过，效果都很一般。 老伴去运南昭通姑娘处住了有半年多时间，艳丽孩子也想了许多办法治疗，昭通有家医院治疗此类病在云南出名，姑娘送去诊断治疗。我希望有较好效果，减轻她的病痛折磨。中秋节前后又回到家，孩子从火车站接到家进门时仍然是左摇右摆站不稳。在回到家的第五天收拾家里卫生又不小心从凳子上摔下来，碰得脸上、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还挫伤了腰。我帶上去找在天水城很出名的一名姓黄的中医骨科大夫检查治疗。虽然摔伤很快痊愚，但膝关节这个病魔始终缠着她不放。
对幼年所定的 “娃娃亲” 亲婚姻曾产生过疑虑。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0月我去北京“串联” 接受毛主席检阅，回来后又“长征” 徒步去兰州、延安、天水等地学工、学农、学军，接触社会，知道了精彩的世界，对事物的看法也超越了我们那个穷山沟。随之也对我的“娃娃亲” 包办卖买婚也产生了不满。大年初一，父母命我去岳父家拜年，我不愿前往，这下可遭到了全家人的极力反对。他们采取了强硬措施，发展到拳脚交加。父亲一手紧紧抓住我一只耳朵拧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往前拉，另一手使劲抓住我胸口的棉袄往前拽着，口里还念念有词的说:“我们这个家庭从先人手里是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我们不能干缺德事，不可出个陈世美……”兄长在后边用脚不停的踢屁股，我疼痛难忍，直拖到去岳父家的半山腰，我答应跟他们去，父亲才松开手。后来，我虽然对这门“娃娃亲”封建包办婚姻极力反感，但由于我农民意识特别强，封建思想浓厚，再着反复想对象自幼家里遭受不幸，受了不少罪，抱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的理念，知道受过罪的孩子会过家，会疼人，所以就始终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认定了这门婚事。不论是上大学参加工作，还是提拔任职成领导干部，我始终存有善良之心，认为妻子虽目不识丁，文化层次、生活习性，有很大的差距，但她出身不幸，人人来到这个纷争的世界都很不容易，在这短暂的人生路上认准的路跪着也要走到头。
在我上大学期间去酒泉银达乡蒲上沟学校实习，该校一名音乐教员要谈对象。刘菊英老师还从她家里给我拿来了脸盆等生活用品。这年端午节我就是在刘菊英老师家度过的，下午她还带我游览了嘉峪关长城。后来我才明白，刘菊英老师想和我处对象。一则我是上学读书的学生，二则是有妻室的人，亏了姑娘一片好心，只好婉言谢绝。
大学毕业报到后还没分派正式工作时，组织就派我进驻天水市糖业烟酒公司搞临时性工作。天水市糖业烟酒公司是地改市前天水市（今秦州区）商业局的单位，各门店营业员基本都是女同志。我经常深入门店检查和组织学习讨论。民主路第二门市部有名姓杨的女主任，托公司姓郭的书记提亲说媒和我处对象。开始，我认为是郭书记开玩笑。后来，在一个星期日的早上，郭书记带着这名姓杨的女主任来到我住的房间，我急忙说我已结婚有孩子。一句话说得姓杨的女主任来了个“向后转齐步走！”郭书记认为我看不上这个女同志，说再另介绍。我反复说明情况后，才罢休。至今我看见这名女同志实在不好意思！
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政府机关工作后，有人劝我与妻子解除婚约，在城里找个有工作的，甚至有个别女同志公开提出与我成婚。有的还劝说“双职工”家庭不仅对方有固定工资收入，而且生的小孩也是城市户口。说句心里话，当时也有点犹豫。但又一想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是有感情的高级动物，人活在世上得有道德﹑有良心。
我们虽是幼年父母包办的“娃娃亲”，但成婚后夫妻相处那么多年，再着她在农村伺侯父母，抚养孩子。结婚之前我就当民办教师。后来上大学、参加工作经常在外，妻子坚守在我这个农不农、城不城 的“半农户”家庭里。我绝不能作负心郎，当陈世美。于是婉言谢绝了那些朋友的好意，从不敢越雷池半步。回首夫妻生活四十多年，虽是封建包办婚姻的产物，在文化层次、社会阅历、脾气秉性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夫妻生活的质量也不是很高。但我始终认为，人与人交往是种缘分。人不是物，说弃就弃。人的一生也很短暂，花开花落，冬去春来，匆匆几十年，一晃而过。所以我和老伴始终不离不弃，共同经营这个家庭。
妻子娘家是一个很不幸的家庭。岳父三十三岁就抛下自己年迈的母亲和妻子儿女走到另一个世界。人们常说，“老年丧子”、“年少丧夫”、“幼年丧父”是人生的“三大不幸”。这“三大不幸”全出现在这个家庭。岳父去世时岳祖母已年过花甲，岳祖母遇到了“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逼残遭遇；岳父去世时岳母年仅二十九岁，正是而立之年，她遇到了“年少丧夫”恩爱夫妻阴阳两隔的逼残遭遇；岳父去世时三个儿女最大的七岁，最小的妻弟还不满三岁，儿女们遇到“幼年丧父”幼小心灵受撞的逼残遭遇。
岳父去世的那几年，正是连年饥荒，凶年恶岁，是建国以来生活最为困难的时期。岳父去世后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无依无靠，孤苦伶丁。为了逃条生路，岳母带着儿女们续弦崖湾村。
岳母就续弦在这简子村下边不到三里的崖湾村。崖湾村坐北朝南，地处大嘴山梁中断半山腰一个湾度较大的山坡上。这个村庄是一个台阶式的村庄。每个台阶山崖落差大，崖体高。住户在崖面上开挖窑洞居住。家境好些的就在窑洞前边再修建瓦房，行成了前、后院。前院瓦房住人，后院窑洞作为存放粮食、柴草的储藏室或着养猪、养鸡为饲养家禽、牲畜的圈舍。崖湾村岳父居住在这个村庄的第一个台阶上，村上人把这个地方叫崖背里。崖背里这个台阶住着三户人家，都是湾村岳父的亲堂弟兄，湾村岳父家是最东边的一户。
记得在1962年初冬的一天晚上，崖湾村岳父家所住的窑洞山崖塌陷，险些全家遭了殃，侥幸的是山崖塌落时朝前翻泼而去，只把窑洞淹埋其中，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我家知道后，父亲立即赶去帮助清理压在山崖下的家俱、粮食等物品。一连好几天，把残骸全部清理好才返回家中。开年，父亲又去崖湾村岳父家住了好多日子，帮助在院内建修了两座土坯瓦房。从此，崖湾村岳父家与窑洞告別，住进了土木结构的瓦房。直到九十年代初，二妻弟永州又在这个台阶地的西边重新修建了一院新的砖瓦结构的房院。使原来这个院落闲置，变成了一片废墟。在那个非常困难的年代里和这个特殊的家庭里，崖湾岳父和岳母共同承担起了抚养儿女的责任。他们虽存在后爸、后妈之虑，但一家人相依为命，渡过了那个最为艰难的年代。
岳母周粉香，生于1927年(农历丁卯兔年)，1976年4月2日(农历丙辰龙年)三月初三)去世，生年四十九岁。岳母中等个子，身材不胖不瘦。椭圆型的脸庞，红里透黑的皮肤。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慈祥的光芒。弯弯的眉毛点缀在那双眼睛的上方。生活的重担使她过早地失去了往日的绰绰风采，使人觉得她比实际年龄老得多。
岳母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也是艰辛的一生。她对儿女们充满期盼，希望我们能过上好日子。岳母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去世的。确实，我们的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强，但她过早的离开我们，没享一天清福。
1974年8月，我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要去省城上大学。岳母知道后非常高兴，逢人遍说:“我家海玉女婿上大学去了，以后是国家的人了！”岳母知道我喜欢吃洋芋。在我背上行李乘火车上省城兰州报到上学的当天，岳母从自家自留地里挖了筐洋芋，拖着病身子提到我家，可是我早已离开了家乡。后来听母亲说，岳母到我家知道我已离开时蹲下身子坐在廊檐边上好半天不说话，也不进屋，只是长长地叹气。
我最后一次见岳母是在1976年大年初一。这天早上我背着女儿艳丽去她家拜年。我们家离岳母家路虽不远，只有七、八华里，但一架大坡路特别陡，行走非常吃力。到她家时，累得满头大汗。一踏进堂屋门，岳母就笑着迎了上来。一边从我背上抱下艳丽，一边递过毛巾让我擦脸。然后又忙碌着为我们准备吃的。这年的二月二前后，学校开学我又去上学。三月，岳母突患胃穿孔病故。那天的分离，实际是我和岳母的永诀。胃穿孔是消化系统常见的疾病，手术可以完全治愈，而在那时偏僻边远农村，受医疗条件的限制，岳母就这样走了。
崖湾岳父名马金海，是地地道道的庄稼汉。中等身材，四方脸庞，始终穿着洗得发白的对襟子蓝汗衫和圆口条绒布鞋。他非常喜欢抽烟，出门旱烟袋不离手，旱烟锅不离口。一到家中又无休止地抽了旱烟又抽水烟。他把铜水烟壶擦了又擦，擦得铮光发亮。抽水烟时放上烟丝就使劲的吮吸起来，水烟袋中的水抽得呼啦啦 的直响。吐出的烟雾袅袅上升，任烟雾熏红眼睑，任眼泪滑落脸颊，烟还是抽着不停。岳母去世后，我每到他家就和他睡在一个炕上。他经常炫耀般的爱说他小时侯的故事。他还有自言自语说话的习惯，半夜自己唠叨着那块地该种什么庄稼，那块地还有什么农活需要他去干。开始，我以为是讲给我听，后来我发现是自己给自己说话。
崖湾岳父也喜欢喝罐罐茶。他每天早上起得很早，鸡还没叫就坐在炕头上熬喝罐罐茶，有时喝完再睡一觉才能到天明。下地干活一回到家就又喝起罐罐茶来。他喝罐罐茶时先抓一把茶叶放在手里，双手合拢揉揉然后再放在茶罐内熬，熬出的茶汁很浓，没喝惯的人喝在口中苦得使人难以合嘴。我参加工作后给他买茶叶，他自己舍不得喝用来招待客人。来了客人就炫耀般地念念有词地说：“这是我家海玉女婿从城里买的好茶啊！”他每次喝罐罐茶时，仍然也少不了抽水烟，边喝茶边抽烟。崖湾岳父养着许多蜜峰。他把竹条背笼用泥土涂后，钻两个圆眼放在山崖的小窑垌中自由繁殖，每年中秋节前后土法铲蜜，生产出的土蜂蜜特别好吃。每当产出蜂蜜就留给我们吃，真的饼子蘸蜂蜜要说多香就有多香。1991年我因病在他家休养，他左叮咛右嘱咐地对我说：“国栋，要挺得住，治治就好了，好日子还在后边!”岳父对我的生活也非常关心，反复叮嘱安排好我的饮食。有次，他家里给孩子过生日宰杀了鸡，没等完全煮熟就拿出了一条鸡腿让我吃。崖湾岳父1995年患食道癌，在患病期间，我和妻子前去看他，拿了几条鲜活鱼熬成汤给他喝，可怜的崖湾岳父因患食道癌滴水难进，一口都没有喝下去。他于这年9月16日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崖湾村岳父去世后，我们夫妻双方的父母均已离世而去，从那时起“父母”二字离我很远，留下的只是思念和忏悔!
岳父去世，岳母续弦。年迈高龄无依无靠的岳祖母更加可怜。她带上年幼妻弟王海彦就离开了原来的住所简子村，住在马家嘴村西头山崖下的一孔破破难不堪的窑洞中。这孔窑洞我至今记忆犹新。山崖不太高，顶端上方的崖面上又搭着几根四、五尺长的椽子，上面铺撒着瓦块，从正面看像个小小的土坯瓦房，实际是延伸了窑洞的空间，增大了使用面积，当地人把这种建筑称接檐子。婆孙俩在这孔窑洞中住了二十多年。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海彦弟又在这个院落中修建了当地流行的那种马鞍架房。婆孙俩老的老小的小，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十分可怜。记得岳祖母在临去世的那几年，双目失明，行动极其不便，艰难生活的情景铭刻在我的大脑深处。大妻弟王海彦因家境贫寒，在当地难以成婚。直到他三十五岁那年，才与天水市西口乡黄家大湾村一名姓黄的哑巴女为妻。虽说海彦妻弟婚姻问题解决，但必境娶了个残疾之人，勾通交流十分困难，给生活上带来很多不便。我每次去大妻弟家看到他如此处境，总给人一种凄凉之感。每次离开他家时，哑巴弟媳总是指这指那，口里不停地说着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她的意思叫我们拿上她家的土特产品。
妻子姊妹五人。崖湾村岳父前妻所留一女。名马招花，生于1945年。嫁清水县郭川乡郭山村，大姐夫郭永祥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大夫。他在郭川乡集贸市场和家中各开了一家医疗诊所。他医疗技术高明，为患者热情服务，受到当地群众好评。经常来求医治病的人络绎不绝。他每次到崖湾村岳父家，崖湾村看病的人排队等侯，忙得他连饭都吃不上。岳父一方面看到女婿有这样的手艺心里暗暗高兴，另一方面感到连饭吃不上心疼女婿，就唠唠叨叨把寻来看病的人说上几句。1991年10月，我患结肠炎久治不愈。先后在天水、西安多家医院住院治疗均不见好转。大姐夫就上门给我诊断治疗，服了他开的几付中药后病情才有了明显好转。2012年5月，海玉妻患肠梗阻手术后再次粘连形成二次肠梗阻，院方拟定二次手术治疗，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大姐夫又来医院给妻子治病。这样才梗阻解除，避免了二次手术的折磨。
二妻弟马永州随岳母来到崖湾村陪伴崖湾村岳父和岳母走完了他们的人生之路。他的孝道在崖湾村出了名。他为人诚实，处事公道，在村上很有威信，村上红白喜事都请他当“总管”。他生于1955年7月19日，属相羊。他四方脸，赤红面貌，两鬓已悄悄泛起霜花，流水般的岁月无情的在他面额上刻下了道道皱纹；由于多年的劳累，皮肤显得粗糙，两手长着厚厚的老茧。我家不论发生什么事，他总是站在我的身后，亲如同胞兄弟一样，帮我解困解难。我家种责任田的的那时侯，那块地里也留下他的脚印。收割、锄种、打碾样样他都帮着干。1983年麦收季节，他不顾自家黄熟的麦子，赶着自家的牲口来帮我家打碾麦子。天还没亮就钻进打麦场，忙得放下耙子拿扫帚。在那赤日炎炎的火热天气，钻进麦草中汗水湿透衣衫，也顾不得擦一把。直到晚上十点左右，才把麦子从麦草中完全腾出来，连饭也顾不上吃饭，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赶上牲口连夜往他家走去。我老家裴家庄故居院落年久失修。又是他帮我整修故居院落。吃住在多年没住过人的院落房子中。日日夜夜干了三个多月，揭瓦粉刷房子、加固门窗、清理废墟、垫院子、修水路、建花园，使这个古老的院落面貌焕然一新。2013年5月，我妻肠梗阻住院，他知道后就立即赶往医院，看见老姐病痛难忍的样子，他不止一次的背过身子擦着眼泪。在病房守了十多天时间，直到病情有所好转才离开了医院。离开时偷偷的在我枕头下放了伍百元人民币，并写了意思是用这些他好长时间积蓄的钱来添补姐姐的医疗费用的条子。他的举动凑响了一曲姐弟情深意重的赞歌。
妻子还未娶进门的时侯，我就晓得岳母有个姐姐在太阳镇杨家底村。后来才知道他比岳母大六岁，名叫周彩花。姨父姓丁，在杨家底村最下边的一个院落中居住这个村座落在清水县西部太坪山梁的山峁之中，山峁是东北山，太阳一出就照在山上，中午太阳直射，下午一直照到落下山。由于特别向阳，所以，人们把这里叫阳家底下。后来慢慢演变为杨家底下村。我的记忆中，姨父中等个子，背稍有点驼，额头上有数不清象小溪似的邹纹，满脸胡须。他勤劳、朴实，种了一辈子庄稼。我每次去他家看见都是天不亮就起床，直忙到熄灯时侯。姨母高高的个子，缠裹着的小脚，赤红面貌，眼睛有点近视。姨母经常面带笑容，很少说话，说起话来也斯文雅静的。姨母在世时也经常来我家走亲戚，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她终生未育，在1960年生活困难时期，收养了一名清水县城姓蔡的儿童。这名儿童就是后来的丁虎得。我俩曾在贾川小学上过几年学，我考入中学后，他就辍学回家。后来，丁虎得在清水县卫校进修，并跟师学艺，钻研医术，成为一名乡间医生，在那缺医少药、偏避落后的山区，为群众奉献着自己青春年华。后来，姨父、姨母相继去世，但我们俩家仍你来我往，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们两家从血缘关系上看并不多么亲近，但从情感上讲胜似同胞姊妹。老伴的几次医院手术，每次都没有少映芳妈和映芳孩子的护理侍侯。这些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回首夫妻生活四十多年，我们在文化层次、社会阅历、脾气秉性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夫妻生活的质量也不是很高，但我一直认为，人与人交往是种缘分。人不是物，说弃就弃。人的一生也很短暂，花开花落，冬去春来，匆匆几十年，一晃而过。可是，近几年老伴的脾气变得非常古怪，看问题、接人处事更加固执和偏激，特别是在家庭的建设﹑子女的培养教育、夫妻相互勾通等方方面面都存在着一定问题，让我痛心疾首。我秉性急躁，有时很沉不住气，大吵大闹，给她发火，这祥更加加剧了夫妻感情的恶化。直至发展到同屋不同居，同屋不同餐。我一直在想幸福不是物质财富的多少，也不是夫妻之间的高低贵贱，而是一家人和和睦睦过日子，上能养老，下能抚小，在家有笑声，出门有人念，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在这些方面我都非常失望和痛心！
在人的一生中创造出许许多多的故事，故事有荣耀的，也有羞耻的，有赞颂的，也有贬低的等等。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婚姻家庭故事。自己成长的家庭，也有着不同的故事。不论是爱或者伤痛，“家”毕境是我们一生中关系最密切的地方。有个甜蜜温馨的家作为避风港，是人生的基本要求。人一生基本上有两个家庭：一个是自己出生、成长的家庭；另一个是进入婚姻生活后所建立的家，也就是自己立业“当家” 的家。我出生成长的那个家是很幸福的，尽管少吃缺穿但有父母的呵护，吃穿费用都有父母操心，冷了会操心置办衣服，晚上会让我睡在火炕最热的地方，热了母亲会拿来湿毛巾让你擦擦脸上的汗珠。成家立业后由我“当家” 的这个“家”我越来越感到我当不了这个“家”的“家”。父母离世后，特别是我退休后，虽然自己又被一个单位返聘做事，给家庭也增加收入，但自己在生活上遇到诸多问题。我已完全进入了老年状态。加之老伴和我都身体欠佳，洗衣﹑做饭等基本的生活也开始力不从心。晚年生活令人忧虑。
“少年夫妻老来伴”说的是年少的是夫妻，等到了老年才是人生真正的伴侣，这就叫老伴。年少的夫妻有可能因某种原因离异，可是真正的到了老年，才是人生相互支撑的开始，那种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磨合，是一种习惯，是一种浓浓的亲情，是一种融入生命的东西，是一种割舍不断地生活的习惯。在我的人生中“少年夫妻老来伴”是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力不可支啊?
我站在凉台自己给自己做饭时痛心地哭了。我一生很少做饭，小时侯有母亲操吃记穿，尽管贫穷她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不要饿下；上中学到参加工作以后，单位有食堂，吃得好不好凡正自己不亲自动手做饭；当上领导干部以后，吃请的多了，加之外出开会、出差在家很少吃饭，那时妻子在家也愿意做饭，所以对吃饭问题也没有操心。如今老了退休了，要自己亲自动手给自己做饭吃，我真是伤心透了。
我独自躺在床上思量以后晚年生活前景时痛心地哭了。如今我身体基本健康，生活完全可以自理，虽着年龄的增加，身体状况会越来越差，当病卧床上的时侯，生活该怎么办?当然还有孩子！人们常说：“再孝顺的孩子不如贴身老伴。”细细想来这句话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再说孩子有孩子的事，现在的孩子来自工作上的压力、来自房贷等经济上的压力、来自婚姻家庭方面的压力等等。父母亲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日常生活不能完全靠孩子，应该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才是。
我想起父亲的晚年生活，想起七十多岁高龄的老父亲残死在六月盛夏的荒郊野外时，我痛心地哭了。在那夜深人静的时侯，就不由得我想起了父亲。我常常因良心的不安而叹息，多少次在梦中失声痛哭。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勇气看父亲的照片，没有一种方法能让我内心解脱对父亲的愧疚之情!连自己亲生父亲不关心的人，谈不上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如果说我太自私，一定没有过份。为了工作……，为了家庭……，还为了……。开始我把希望寄托在妻子身上，想让妻子在农村照几年父亲的生活，待父亲百年之后让再进城过“夫贵妻荣”的生活，然而这件事让我失望。无奈又把年迈的父亲生活托付给兄长，又一次使我失望。就这样使他老人家孤独地在家中，残死在劳作的荒野，我枉为人子。如今我仍然端上了父亲晚年的那个碗，这可能是上苍对我的惩罚。
这些问题在我脑海中经常俳徊，我也非常纠结和悲伤，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过失，尤其是婚姻家庭方面到底做错了什么?重新审视自己所走过的路，特别是婚姻家庭方面的问题。在婚姻家庭方面，我没有想到父母亲把养老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夫妻身上，我们不但没有行上孝，反而给父母亲晚年造成了那么多的伤害，；没有想到我一生在工作上勤勤恳恳，公事上可以说是出人头地，而在婚姻家庭方面诸多事情没有处理好，而葬送了我晚年的幸福生活；没有想到人与人之间综合素质的差异会造成如此的悲伤。
从我婚姻家庭故事中告诉自己：同情怜惜、免强凑合的婚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如今我已年近古稀，为了晚年多一些顺心和幸福，我将继续处理好家庭各方面的关系，化解和疏导不协调的因素，尽可能减少对自己的伤害。
纵观婚姻家庭的故事启示人们：
──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夫妻之道“难得糊涂。”倘若两个人谁都不愿糊涂，这个家庭永无宁日；
──妻子贤惠是最宝贵的家庭财富，贤惠的女人首先是聪明，聪明的女人往丈夫脸上抹金，傻女人往丈夫脸上抹黑，妻子鄙视丈夫是家庭最深刻的悲剧；
──夫妻之间如果能把对方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相处，那么，两个人的手就会握的很紧；与所爱的人长期相处的秘诀是：
──放弃改变对象的念头。婚姻生活者，半睁眼半闭眼地生活也，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男女，如果眼睛睁得太久，或用照妖镜照得太久，恐怕连上帝身上都能挑出毛病；
──在和睦的家庭里，每对夫妻至少有一个是“傻子” ；
──年轻时代的夫妻吵架是爱情的纠葛，而上了年纪之后的夫妻吵架则令人心灰意冷合；
──在现实生活中，好男人不一定能娶到好女人，好女人也不一定能嫁得好男人，好女人和好男人在一起生活又不一定幸福。
人有千种，世有百态，每个人的性格、品味、素养皆不同，夫妻相处的方式就不同，一百对夫妻有一百种相处的方式。婚姻就象一桌酒席，爱是主食，宽容、理解、信任、尊重就是一道道菜，欣赏、幽默、趣味就是酒和饮料，只有同时具备上述几个品种的酒席，才算得上完美无缺的酒席，但愿大家在婚姻这桌酒席上，吃得安逸，吃得泰然，吃得永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责任编辑：刘海洋